旧社会的年轻人给地主当佃户，或许有些人可以安居乐业、结婚生子、赡养老人。

在补偿标准方面，不少专家建议按照市场标准制定补偿标准，但关键是，如何保证制定标准的过程公正和透明，如何让被征收人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涉及到房屋评估的问题，如何能够保证评估机构中立，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如果发生争议，是否应该通过听证等程序，如何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渠道？此外，新条例中可能写进的先补偿后拆迁其实并非创举，《宪法》、《物权法》已有相关规定，应先对房屋征收、补偿然后再拆迁。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如第15条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强拆的权力，根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凡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合法财产，除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外，还必须遵循正当的程序，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经司法程序，并最终由法院做出裁决。苏州拆迁公司决定强行拆除马雪明的二层小楼。用器件砸向拆迁人员， 致2死1重伤 马雪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他们拿那么多的钱却根本不管事，把很多矛盾推向社会，让开发商自己去解决。我和很多开发商打过交道，他们有些比老百姓更恨那些不作为的政府官员。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赵光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金奎喜律师对本刊记者说。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销订单的确一时掉得厉害。

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国民经济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

《中国青年》：作为充满理想的一代人怎么看可能更注重物质的新生代？周其仁：怕不好做这样鲜明的对照。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浪漫做梦，踏实做事，走他们自己的路，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就是真有建议也派不上用场的。

后危机时代，需要面对货币宽松财政负债等问题《中国青年》：2007年由美国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悲观的预言，您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还是一直持乐观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周其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

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中国青年》：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在您看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周其仁：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

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当下的权力腐败作为超级国家公司转型中的问题来看待。

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我们是否可以说，2008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厉以宁：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仍然为时尚早，因为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恢复的强度和可持续性仍不确定。这次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进行的国有化救市之举是在向社会主义靠拢吗？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热炒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题都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不能耽误了经济转型。

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体制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弹性体制。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同样如此。

厉以宁：是的，邓小平的伟大功劳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刚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一个柔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财经》：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国有化也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还是中国的制度优越。

经济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大家不感到形势很危急，一般不会想到经济转型，事实上，只有经济转型了，才是真正的复苏。那么，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对中国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是应该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体制也在不断变化。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为此不断进行制度调整以解决问题。

厉以宁：这种看法比较肤浅，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行制度调整的思想障碍。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制度调整，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最终仍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

同样，为什么非得等到危机来了，才进行制度调整呢？那样不但被动，而且难度更大。《财经》：但由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尤其是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注入了巨额资本，使它们成为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有人说，这样岂不是事实上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了?厉以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某些西欧国家曾经这样做过，以至于被认为是在转向社会主义，但结果并非如此。

而一个死守僵化的意识形态、固步自封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把一种制度下的体制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刚性体制是一种僵硬的、不灵活的体制，弹性体制则是一种柔性的、较灵活的体制。

因此，现在还只能处于观察阶段。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也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厉以宁：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

第二，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财经》：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感到震惊。

《财经》：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厉以宁：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体制却转换了。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

一个善于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